我在游说华纳兄弟时，用到的说法就是：我们要让观众身临其境，走进“喷火式”战斗机的驾驶舱，和德军的“梅塞施密特”战斗缠斗；还要让他们走上海滩，感受无孔不入的沙子，与巨浪搏斗。我们还要让观众坐上小小的民用船，随波浪起伏，一同奔向那可怕的作战区域。概括起来说，这就是一次不用带VR头盔的VR之旅。
这就需要请教专家了。我们联系上丹·弗雷德金（Dan Friedkin），他手里有六架“喷火式”战斗机，还是位优秀的飞行员。我们还请他介绍了各种飞机的不同特点、飞行要领、重力作用。
之所以没人拍，原因众多。其中一条便是：整个事件千头万绪，场面恢弘，预算必定不小。握有此类预算的，只有好莱坞那几家大公司，但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美国人本身，而敦刻尔克撤退中，恰恰并无美国人参与。所以，虽说我很早就动了拍摄的念头，但我一直都在等待，等待有那么一天，我能赢得好莱坞足够的信任，能让我拿着美国人的钱来拍一部关于敦刻尔克的英国片。终于，我靠自己赢得了这次机遇，我没有将其放过。

我还找了些有经验的导演咨询，有斯皮尔伯格和朗·霍华德，他们都曾在开放水域拍过戏。从他们那里，我得到了一些很棒的建议。他俩都认为，在船上拍摄，最好用手提摄影——哪怕我们这次用的是IMAX摄影机，因为摄影师自己能针对风浪颠簸做出平衡。结果证明，他们所言非虚，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
编者按：克里斯托弗·诺兰的新片《敦刻尔克》即将于7月21日在北美上映。日前，《每日电讯报》刊发了一篇由他亲自撰写了文章，讲述了他为何要拍这部电影以及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艰险。

如果是用电脑做的飞机来拍空战戏，往往会有了视觉上的效果，却违反了物理上的原理。而我们想要做到的，就是让观众体验悬念，让他们感受到空战的真实危险。追逐敌机时，你该如何斜侧机身：想要击中目标，瞄准时就必须有提前量，要瞄在目标的前方，还要考虑风速对子弹的影响。

我和摄影师霍伊特·范·霍特玛（Hoyte van Hoytema）也都身穿潜水衣，他事先给摄影器材做了套子，所以遇上水也不怕。进入开放水域拍摄时，套了套子的摄影机可以一半浮在水上，一半浸在水里。拍摄时，我们也和演员一样，游在水里。所有那些场景，它们的精神就体现在这种同甘共苦的做法中。对于这一类电影来说，导演要和演员在一起，不能只顾自己，远远地坐在帐篷里，看着监视器。这很关键，否则就会丧失士气，就没法让观众身临其境。
这故事之所以独一无二，也正是因为这些。因此，它始终能唤醒英国人心中的凝聚力。此外，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——关乎为活下去竭尽全力的个体奋斗，以及不顾一切渴望回家的人本概念。

马克·里朗斯（Mark Rylance）演的是个参与救援的平民船主，和他说戏的时候，我提到的关键就是，他必须对船只本身有完全的了解，要亲自感受舵柄。这些最直观的因素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这个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伟大人性。
正式开拍后那几天，碰巧遇上相当恶劣的天气条件，绝大多数电影剧组，想必都会先暂缓拍摄。但对我们来说，看看那些冲向海滩的漂亮的水沫，真可谓是天赐良机。总有人和我说，电影圈里人尽皆知，诺兰运气好，常能赶上好天气。此言谬矣。在天气这件事上，我常走背字。只不过，我的人生哲学就是，尽量坚持下去，做人要乐观：碰上天气真的很糟糕的情况，那就先拍坏天气的戏，总之绝不要停工，只要没有安全问题，不管什么条件都要拍。

而诸如汤姆·格林-卡尼（Tom Glynn-Carney）和菲昂·怀特海德（Fionn Whitehead）等年轻演员，则对拍摄中所需面对的身体上的各种挑战跃跃欲试。站上海滩，跃入水中，这些体验对他们来说，都非常关键。他们也确实十分投入，一举一动都和当年的士兵如出一辙。

我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出自于亲历者的第一手材料——好些都是由帝国军事博物馆早年间收集到的。 编写过《敦刻尔克被遗忘的声音》（Forgotten Voices of Dunkirk）一书的历史学家约书亚·列文（ Joshua Levine）成了本片的历史顾问。我倾听他的意见，阅读他推荐我看的材料，还有幸一同拜访了当年在场的老兵。健在的少数几位都已经九十多岁了，但大多很乐意花时间给我们讲述当时的情况。